上海“十三五”如何开好局

  据日照港股吧http://www.gub***/list-343-1.html新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经济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当然，也会涉及社会、生态，甚至文化和政治领域。因此，供给侧改革进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十三五”主要目标能否如期完成。
  需求和供给，乃至总需求和总供给，是经济学的一条主线。是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决定需求，还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是迄今为止经济学争论不休的重要命题。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需求主要是短期运行问题，总量问题；供给则事关中长期增长和发展问题，并与结构问题息息相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就是基于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要求通过深化改革，破解这些矛盾，进而形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格局，形成有利于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
  长期以来，在讨论经济增长，以及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时，人们总会纠结于需求与供给这一对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市场需求导向，企业供给创新，孰为主导？其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二者有着各自发生作用的条件和领域，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需求导向和供给创新的关系上，需求导向是比较纯粹的市场决定，供给创新则是一个创业者、企业家不断试错的过程性活动。在完全竞争、信息对称的假设下，市场和企业本质上是等同的。但是实际上，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是经济活动的常态，因此，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不仅成为经济研究和分析的基本对象，而且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力量。
  在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需求导向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它的优点是比较可靠，缺点是有滞后效应。然而，在现今社会，需求表现出两个显着特征：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上海也不例外。其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更多地表现为潜在需求，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越来越多的需求是由他们的潜在需求转化而来的。上述两个特征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需求，更要通过供给创新的不断试错，创造新的需求，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谁在这个创造和转化中得到先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考虑到需求导向的缺点，以及动态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那么，供给创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上海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进一步结合2008年以来的实际情况，强调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动力的必要性，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及各主要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冲击。此后，各国政府一如惯常，采取了总需求管理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规模刺激经济，以期走出危机。但由于这场危机波及之广泛、影响之深重超出预期，所以，各种短期政策都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不得不反复使用，造成短期政策长期化的基本事实。但其后果是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增长持续低迷。在我国，大规模刺激也会进一步加剧本来就已存在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简言之，一方面，总需求管理政策的空间日益逼仄，另一方面，总供给管理的迫切性日益彰显，这就是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背景。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既是应对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方。上海“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用好改革开放发展长期积累的丰硕成果，把握重要改革先行先试、创新发展率先探索的机遇，走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要真正走出这样一条新路，就需要在供给侧改革方面积极探索。
  供给侧动力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创业创新精神。这里，企业家精神具有主体意义，进而具有根本性。上海也应在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动脑筋。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新的市场，转化潜在需求，由此促进消费增长；企业家通过自身的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增强出口的竞争力。所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环境，让更多人投入创业创新的试错，并提高他们的成功率，就将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与支撑。
  面对当下的增长下行，总需求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和管理的同时，也要保证总需求处于合理的水平，进而为供给侧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无论需求导向，还是供给创新，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把握这一根本性要求，才能处理好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的关系，提高经济运行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未来发展取决于动力再造
  ■石良平
  上海“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上海正在通过经济转型激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经济发展有不同阶段。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六个阶段。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对各个阶段按照人均GDP进行了划分。按照钱纳里的划分，上海目前已经越过了第四阶段，正在从成熟阶段向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迈进。
  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一样。上海在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由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要素驱动。从浦东开发开放起，资本投入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城市建设、开发区建设、保税区建设、房地产建设上去，投资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了50%。其次，劳动力的投入，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升。上海作为人口导入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各类人才大量开始涌入，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人口红利被大量释放，成为上海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此后，上海经济在全国早进入增长速度换档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的经济新常态。正因此，上海在全国早提出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作为今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实际上，从那时起，上海经济就开始从成熟阶段向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迈进了。与此同时，新阶段的发展动力也要求从原来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调整，上海提出了“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的疑问，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新的方针，上海开始引入创新资源、创新人才、创新模式，调整发展的动力模式，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经济业态，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衡量经济转型的效果。到2013年，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已经上升到了46%，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从整体看，上海的经济转型还不够稳定，创新驱动模式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新经济发展业态还没有完全定型。
  上海“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以下奋斗目标：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这个目标体现了上海作为大都市未来发展战略的取向和功能定 位，强调了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提升城市辐射带动的作用，同时确定了上海今后的发展必须进行动力再造。
  新动力之一，是从要素驱动全面转向创新驱动，不断完善创新驱动所需要的体制机制。在上海制定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意见》中，已经明确了建设科创中心的奋斗目标，就是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创新人才、科技要素和高技企业集聚度高，创新创造创意成果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善的综合性开放型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国际性重大科学发展、原创技术和高技产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跻身全球重要的创新城市行列。这一目标显示，上海所建设的科创中心主要是一个科创集成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体制机制的开放度和便利化至关重要。这个体制机制是要能充分鼓励自主创新、充分鼓励集约创新、充分鼓励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台的。目前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会不断催生各种新型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一个健全的符合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就是要能自动保护这种创新新生力量、自动促进这种新生力量发展壮大。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机制，创新才能真正成为上海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新动力之二，就是进一步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引领作用，真正做好“先行者”和“排头兵”。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作为中国早对外开放的区域，一直在全国享有开放领先之风气。中国个保税区、个新区、个出口加工区、个保税港区都是在上海诞生的，现在也建立了中国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已成为上海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自贸试验区运行了两年多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贸区将承担更为重要的开放试验的责任，那就是要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真正实现国际前沿技术与国内消费市场的有效对接。为更好地完成这些试验任务，可以设想在现有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划出更小的一块区域（如洋山港区域），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真正做到一线彻底放开，成为真正的“境内关外”，以试验更为高端的贸易投资规则，为迎接下一轮全球化新浪潮做好充分准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探出新路
  ■刘建军
  社会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以社会组织、社区、网络空间等要素为载体的社会，正显示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如何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中央对社会治理的总体布局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推进路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上海如何落实这一战略布局和实践这一推进路径，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要思考的问题。
  2014年的市委“一号课题”，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作为主题，可谓切中要害，其积极成果已经显现出来。其中为重要的成果，就是街居制的功能重构与能力开发。这是将治理逻辑从社区层面上升到街道层面的产物。街道功能的转化和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为上海基层建设注入了可持续性的发展动力。但是，从上海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仅仅依靠社区治理是无法支撑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从要素构成的角度来看，除社区治理之外，社会治理至少还包含社会组织治理、社会诚信治理、社会融合治理、社会景观治理、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等多重要素。因此，“十三五”开局之年，上海当务之急是将社区治理的探索提升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率先探索和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排头兵，为中国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社会治理开放化。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是共建共享、合作、协同。重管理、轻治理不符合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从政府负责到政府主导的转变，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实际上，上海在过去几年推行的区域化党建、公益招投标等，已经显现出社会治理的开放化特征。在互联网时代和多元化时代，社会治理尤其讲求跨界思维和跨界合作。试想一下，如果大数据都是被部门所垄断，信息封存在封闭性的行政系统之中，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如何得以构建呢？在开放化的格局和思维中，构建政党与社会的联结机制，推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合作与联结，使各种主体的积极能量汇聚于社会治理之中，正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社会治理精致化。一座有灵魂的城市，应该是一座精致化的城市。精致化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比如，在日本，残疾人坡道的建设在坡度、长度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这一方面，上海还有很大改进和上升空间。我们走在摩天大楼云集的大都市里面，就会发现有很多细节是极其粗糙的。粗糙的细节不仅仅是质量问题，更是一座城市优雅气质的丧失。其实，上海的文化、建筑和历史中包含着社会治理精致化的气息，我们应善加开发和利用。
  社会治理专业化。社会治理是有规律可循的，社会治理也是需要专业知识支撑的。在这一方面，上海“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健全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就是实现社会治理专业化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只有城市交通、城市规划等领域是需要专业化的，但显然这种观念是与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不相容的。上海要成为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排头兵，就必须在社会治理专业化上率先走出一步。
  社会治理无缝化。我们对上海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内环以内的中心城区，也不能局限于外环以内的城区。上海与周边的农村、甚至与整个长三角都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甚至要突破上海6000平方公里的空间概念，将上海的社会治理置于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中来思考。突破地理空间边界的阻隔与束缚，是我们思考上海未来的关键。因此，上海构建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绝不是在“中心—边缘”的区分中成长起来的空间等级体系。在“十三五”期间，上海需要贯彻无缝化治理的理念，将中心城区、近郊地区、远郊地区之间的治理缝隙填补起来，大程度降低城市运行风险。
  社会治理关联化。城市建设可以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中显示出宏大的语境。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巨变，正是这一宏大语境的上演。但是，宏大的语境如果不能与人与人的交融相联结，那么这个宏大的语境只能释放出冰冷的气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就是使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与城市治理、城市未来息息相关的关联。在社区中，并不是“公共物权”和“私人物权”的两极分化。社区中的一草一木、社区中的一砖一瓦，社区中的楼道空间与公用水管，都是与每一个居民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关联物权”。同样，城市中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寸草地，都是与每一个城市人不可分离的“关联物权”。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奥秘就是将每一个城市人塑造为与城市命运不可分离的关联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城市更新须重视四个基本维度
  ■唐子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大和速度快的城镇化进程。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不少不可回避的挑战。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新时期城市发展要“五大统筹”，其中之一，就是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在规划理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要树立“精明增长”的理念，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纲要》就已经提出了建设用地只减不增，实现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守住“四条底线”，其中之一就是要守住建设用地总量底线。为此，“十三五”期间将是上海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城市空间和城市规划角度看，实现转变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城市更新。未来城市更新应体现以下四个基本维度：
  一、城市更新的经济维度：提升地区功能城市更新不仅是物质环境改造，而且要促进地区功能转型和升级。例如，黄浦江两岸地区曾是工业时代的重要产业区位，拥有丰富的工业遗存和独特的滨水环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转变成为工作—居住—休闲融为一体的后工业化场所，有效地提升了上海的城市竞争力。上海世博会城市佳实践区是地区功能转型的又一案例，获得了大众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从“传统工业地区”到“世博亮点展区”的次转型，为该地区的再生创造了条件，而从“世博亮点展区”到“城市活力街区”的第二次转型，则是地区再生的终目标所在。城市佳实践区会后发展将要塑造传承世博理念、体现上海特色、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化创意街区。
  二、城市更新的社会维度：关注弱势群体
  城市更新应当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体现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在国际上，随着物质环境的不断改善，城市更新地区通常会出现外来的中高收入阶层取代当地低收入阶层的“绅士化”现象，改善当地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往往成为公共政策的关注焦点。但与此同时，各个社会阶层能否共享城市更新成果始终是充满争议的。近年来，随着上海实施旧区改造事前征询制度的试点工作，上海更为尊重市民对于城市更新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展望“十三五”，上海的城市更新应当更好地统筹政府、社会和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三、城市更新的文化维度：保存历史脉络
  尽管城市旧区的物质环境日趋衰败，但往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体验经济”时代，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浓郁文化氛围的城市建成环境，逐渐成为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时尚场所。新时期，上海城市更新也应当更为注重保存历史脉络，使之成为地区转型发展的独特资源。例如，上海的旧式里弄曾是饱含地方文化特质的居住场所，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中，绝大部分旧式里弄已被拆除，如何保存历史脉络和城市记忆是上海城市更新面临的严峻挑战。再如，徐汇滨江作为上海六个重点开发区域之一，曾是码头、工厂、仓库集聚地区，城市更新充分利用工业建筑遗存（如塔吊、仓库、跑道、油罐等），积极培育文化艺术魅力，以历史文化魅力提升地区发展实力，已经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西岸”品牌，正在迈向商务商业、文化艺术和旅游休闲的多元互动格局。
  四、城市更新的形态维度：塑造地方特质
  在全球化时代，有竞争力的城市既要链接全球网络（流通空间），又要塑造地方特质（场所空间），两者缺一不可。地方营造是城市设计的高境界，城市更新为此提供了宝贵机遇。纽约就是既链接全球网络、又塑造地方特质的典范城市。纽约和伦敦在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的全球关联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从中央公园到时代广场、从百老汇到洛克菲勒中心，纽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营造”的奇迹。作为地方营造的新案例，纽约高线公园是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高架货运铁路，80年代弃用并曾面临被拆除的境地，后来，其改造成为带状公园，受到出乎意料的社会好评，成为工业遗存再生和地方特质塑造的全球范例。新时期，上海城市更新不仅仅要考虑如何具有全球影响力，同时应当重视地方特质营造的创新实践。
  （作者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需求，更要通过供给创新的不断试错，创造新的需求，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陈 宪
  移动互联网时代会不断催生各种新型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一个健全的符合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就是要能自动保护这种创新新生力量、自动促进这种新生力量发展壮大。
  ——石良平
  “十三五”开局之年，上海当务之急是将社区治理的探索提升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率先探索和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排头兵，为中国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经验。
  ——刘建军
  “十三五”期间将是上海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城市空间和城市规划角度看，实现转变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城市更新。